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位于通辽市的东南部，总面积平方公里，总人口39.47万，有蒙、汉、回、满、朝等29个民族聚居，其中蒙古族人口占75.6％，是全区县域蒙古族人口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东北部接壤吉林省的双辽市，东南部和辽宁省的彰武县康平昌图相邻，西部和北部与通辽市的库伦、奈曼、开鲁、通辽市均是一道之隔。旗内交通也非常便利，通辽连接京沈快速铁路四条、三条高速公路、两条国道、三条省道贯穿全境，是一个鸡鸣一声闻三省的交汇通达之地。
科尔沁左翼后旗与科尔沁左翼中旗同属科尔沁部，后金政权在战争时期把科尔沁蒙古的军事势力以进军方向为标准分为左右两翼，分封各旗时，以其军队在行军作战时的位置为标准称前、后、左、右各旗。
明朝崇祯九年，即年，内蒙古24部49台吉与后金政权在盛京为后金政权首领皇太极献“博克达撤辰汗”尊号，皇太极称帝建立满清政权，满清政权对建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的蒙古各部落推行盟旗制度管理，把同是一个祖先的四个部落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组成一盟，下分十旗，包括：科尔沁左翼前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后旗、扎赉特部为一旗和杜尔伯特部一旗、郭尔罗斯前旗和郭尔罗斯后旗，为奖赏在满清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军功，对各旗赐地封王。四部十旗也是以左右两翼为分，会盟于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的哲里木山下，故称哲里木盟，十旗也称嫩江十旗。
科左后旗旗主是满清建立过程中军功显赫的栋格尔依勒都齐，皇太极封其为镇国公。年又追封为多罗贝勒，科尔后旗旗主的爵位在从蒙古爵位等级中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由其子彰吉伦承袭。而封王则是在清朝入主中原全国统一之后。
顺治帝时期，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蒙古各部推行封建制度化进程，设立札萨克加强对蒙古地区政治军事管理，顺治七年封彰吉伦为多罗郡王掌科左后旗札萨克。
这是今天使用的科左后旗地名是清朝时设立的，然而这片的土地悠长美丽的历史却不只是在近在咫尺的清朝。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里，当人类的历史进入青铜器时代，内蒙古地区也在承接着红山文明和哈民文化的脚步，随着时光的推衍走进了夏家店文化时期，夏家店文化是内蒙古地区在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发展的代表，因为最早发掘地点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乡夏家店村而得名，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两个发展时期。
内蒙古夏家店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夏朝和商朝早期的时间段。
内蒙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主要在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燕山以地带，赤峰河北蒙古的南部地区是中心地带，遗址是多处的，多成一大几小成群的在沿河流两岸的高地、坡岗山顶分布，周围有围墙或围壕，临近的几个群又组成更大的群，这种以群和组群形式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国家的形态规模，以此为证，证明当时的内蒙古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的“方国”的形态，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
通辽地区的夏家店遗址多分布在南部和西南部的库伦、科左后旗的的呼和哈敦沟，扎白营子墓葬群、孟根打坝牧场遗址群，科左后旗的孟根大坝牧场遗址群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科左后旗孟根大坝牧场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其中有玉器：项链、玉刀、玉斧，陶器：三足鬲、陶杯、陶罐、陶碟等珍贵的文物，这些制作精良、造型优美的文物证明科左后旗是青铜器时期，文明重要构成地之一，在文明的发展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经历夏商，随着历史走进中华民族发展时期，科左后旗的境内活动着各民族的身影：战国时期属东胡民族活动地区、秦时曾为匈奴汗国左贤王统辖、西汉时属辽东郡北境、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控制地区。
到唐代，一个叫契丹的少数民族在唐的北部逐渐兴起，在唐初时就形成了统一联盟，唐太宗时候唐政府设立松漠都督府，赐国姓李，数百年间，与唐同在。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年即汗位，神册元年即年建国号契丹，定度上京临潢府，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年改国号为辽，年为金所灭。
辽王朝作为契丹民族所创建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与北宋西夏并立历时余年。在历史上科左后旗属于辽代乌州地区，《辽史-地理志》有记：本乌丸之地。也就是说这条记载说明，科尔后旗在当时是辽的国土。
3年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东南麓的山坡上，发现吐尔基山辽墓，同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通辽市博物馆、科尔沁左翼后旗文物管理所对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发现，大墓的结构是：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及耳室；墓道呈长斜坡式，墓道两壁用石块垒砌，门口有封门石。甬道中间有一道对开木门，门各有上下三排铜鎏金门钉，门上存有一把铁锁，已经锈死。主墓室近似于正方形，四壁的壁画大部分已脱落，耳室位于墓室的前部，呈长方形，均有木门。
在墓室的后部发现了震惊考古界的异常珍贵的文物，辽代彩棺
彩绘的木棺及棺床处于墓室的后部，木棺以红、黑两色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鹤、凤、缠枝牡丹、祥云等图案。其中仙鹤与凤为贴金，四周悬有銮铃。棺首有一小门，门上有一铜锁。门两侧彩绘有人物图案，均手持骨朵，面向门而立，其长袍上团花、骨朵头、靴子均贴金箔。彩绘木棺棺床为须弥座状，共由8层组成，上部有镂空的栏杆，栏杆上装饰有6只铜狮子，栏杆下悬挂有上下两排铜铃，中间部位有四只两两相对的贴金凤凰图案。彩绘木棺内还有内棺，内棺的棺盖正面有三团贴金动物图案，棺盖两侧各有一对金凤在展翅飞翔，形态逼真生动。
随着彩棺一起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金器有单耳八棱金杯、摩羯形嵌绿松石金耳坠、金手镯、金戒指等；银器有银盒、银筷、银壶等；铜器有钟、铜铃、牌饰、铜泡等，大部分为铜鎏金；漆器有漆盒、漆盘等；马具有包银木马鞍、马镫、带饰等；玻璃器为一玻璃高脚杯；丝织品均为衣物，出土于墓主人身上。另外，还出土数量较多的艺术类文物有钟、长铃、角号等，还有许多击鼓、吹笛、吹笙、吹排箫、弹琵琶等内容的牌饰，这也是该墓出土文物的一大特色。
墓主人仰卧棺内，身上覆盖上层层叠叠的丝绸，其中一件完好的罗裙上绣有带有晚唐风格的对凤图案，主人头戴金片制作的冠帽，颈上带着红玛瑙，黑水晶，金丝球编成的项链，在头部发现两片尺状的长形金片，片上刻牡丹团花，下坠有成串的金流苏，金器的制作工艺颇具晚唐五代风格。还有高脚玻璃杯的发现，这是迄今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好的质地最优的玻璃杯，其产地应该是中亚地区。
彩棺出土之后因为现场不具备开馆条件，工作人员将彩棺用冷藏车运回呼和浩特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当年6月下旬开馆。
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来看，墓葬风格接近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这是一座没有遭受过任何盗掘的辽代初期的契丹贵族墓葬，彩绘木棺和棺床的完整发现在内蒙古尚属首次。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对墓主人的身份的推测为契丹公主，其根据一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遗骸线粒体古DNA研究，将墓主人的遗骸与耶律羽之家族和萧和家族墓地的样本进行对比，发现该墓主人的样本序列与耶律羽之家族墓地的15号样本最为接近，说明墓主人与耶律羽之家族之间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认为其为契丹公主的贵族身份可能性的存在
二是对墓主人的头骨、牙齿、齿骨联合面和四肢骨的的分析鉴定，判断其为北亚蒙古人种，依此也有推测其为耶律阿保机和述律皇后的的女儿。
吐尔基山辽墓葬的发掘的彩棺及多奢华精美文物的发现，充分展示辽代早期的的贵族的生活方式，富庶程度，罗裙对凤，流苏牡丹的唐风韵味，中亚的玻璃制品都体现了辽代初期开放兼容的文化氛围，改观了历史上由于契丹民族的消亡而使其历史模糊不清而造成有辽为”羊犬之邦“认为其无文明可言的观点。
同时，这位沉睡千年的风华女子为科左后旗这片辽阔的土地平添一屡飘逸千年的优美繁华。
这片走过文明历经繁华的土地也从来部缺乏英雄的身影，背倚绵延的历史在国家危亡时期，这里成为英雄上马的地方。
僧格林沁，蒙古博尔济吉特姓氏，据《蒙古世系》记载，是成吉思汗二弟，科尔沁蒙古的祖先哈布图-哈萨尔的第二十六代孙，清朝嘉庆十六年即年，出生在科左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姓图嘎查一个没落的四等台吉家庭，幼年家境贫寒，随父亲一起以放羊为生，十二岁时被送到昌图文昌宫读书学习，十五岁时入继其家族伯父家为子，僧格林沁的家族伯父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代札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娶的是嘉庆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因公主早逝，多布斋无子嗣，由咸丰皇帝主持，收继了在昌图读书的仪表出众的僧格林沁为子入继多罗郡王府。
年七月，多布斋过世，僧格林沁于十月二十五日承袭爵位成为科尔沁第十代札萨克多罗郡王。
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咸丰十二年监管火器营事，十四年正月授御前大臣，七月被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兼正蓝旗蒙古都统，九月改后扈大臣，十月暂署任正白旗蒙古都统，这是清王朝对僧格林沁的晋升，届时，二十三岁的僧格林沁已经是清王朝的正一品大员，跻身于统治高层，这如此迅速的晋升应该是清王朝满洲贵族与科尔沁蒙古贵族之间世代持久的姻亲关系和清王朝借助科尔沁蒙古贵族的兵力维护统治的缘故，但历史证明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从选拔到重用到倚重不仅是他作为皇帝的正确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正确。在若干年后，僧格林沁为清王朝也是为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时提刀立马，征战沙场。
清王朝统治，基本上是一种闭关锁国的统治，而这种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是清朝终末期被外强入侵的主要原因，让中华民族陷入百年灾难。
其实，随着时光的推移，世界是先前发展的，就如同人类的发展由蒙昧进入文明，在内蒙古的土地上由红山文明发展到哈民文化，在到青铜时期，虽然缓慢却从未停止前进步的，是未曾停滞的。然而清王朝对中国年的统治在发展的观点来看是不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学术上历来是有争议的。最简单的例子，在明朝后期的江南地区是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也有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的出现，但是清王朝开始对全国施行统治之后进行的确是进一步加强皇权，清王朝虽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可是读着《三国演义》完成征服明朝的皇太极和他的后世子孙却把皇权演绎到了极致。
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完全的闭关锁国，唯一能看到外来文化的地方就是顺治年间钦天监有个汤若望，给顺治出了个立康熙为帝的主意，然后在康熙雍正的宫廷花苑里有个郎世宁，负责给皇帝后妃用西洋图画技法就是油画画像，明末的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皇权的挤压下再也没有发展，中国的主产业依旧是皇帝们眼里的万方土地。而这个时候，在满清入关和明朝的杀的你死我活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我们还骑着马沉浸在纵横驰骋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火车进入了蒸汽时代，而法国紧随其后进行工业革命。
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国力强盛，产品过剩，以欧洲的拳掌之域根本消化不了这些产品，欧洲的统治者怎么办，向往扩张呗，他们盯上全世界也盯上了亚洲，继而盯上了中国。辽阔的疆域，不知是欧洲多少倍的人口，富饶的土地，还有马可波罗当年给他们描绘的满地黄金的神话，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以后明显的落后于他们，不是他们对手的政府，一个沉醉于亿兆黎民天朝上国的皇帝和他的一帮大臣，而且这个政府已经日趋腐朽。一个不堪一击的政府，一个广袤富饶人口众多的国家，让在18世纪后期满世界行抢的欧洲眼里真的是一块肥肉啊，这块让这些强盗垂涎到日夜难寐。
终于在年，欧洲列强在无法忍受在中国的倾销商品，贩卖鸦片的种种侵扰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填不满他们胃口的时候发动了第一次鸦片，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在年6月，派出舰船47艘陆军人在海军少将乔治耶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率领下，抵达广东珠江口，发动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签定了割地赔款的签订《南京条约》，中国从此一个主权国家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中国开始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旷世不能抹灭的百年屈辱，被欺凌侮辱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的在华掠取欲壑难填，在清朝政府从不反抗，在清朝军队打一仗败一仗的的情况下，十几年里在从广东珠江口打到了天津白河口，打到了清王朝的皇帝的宫门槛前，发动完第一鸦片战争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年4月，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谭延襄弃战而逃，清军在次失败，清朝皇帝的和政府在家门口被俄英法美逼着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啊，把整个中国敞开给它打不过的世界列强了。
《天津条约》签到以后咸丰皇帝看后也感到了恐惧，继而要修改条约内容，咸丰是觉得害怕了，但是外国人还觉得这条约能抢来不够多，于是借修改换约在次挑起战争，即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在谭廷襄战败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在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十几年的败逃退让，接连不断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出卖国家的风雨飘扬之时走进的历史的环节。
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置直隶总督）到天津加强海口防务，年6月升为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重建大沽口炮台，在大沽口两岸增设兵营，驻兵共达人，在天津招募了乡勇、团练共5万余人，组成军民联防。加强防务、整肃军队。做好抵抗入侵的准备。年6月25日，英国海军赫布率领12艘军舰进犯大沽口，僧格林沁指挥军队猛烈还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总督史荣春、大沽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沉敌舰5艘，击伤6艘，毙伤英法官兵千余人包括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
年的大沽口之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府和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僧格林沁也是清朝政府在晚期面对外国列强侵略中继冯子才、关天培之后位数不多的敢于在国家危亡时挺身而出为国效命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更是满蒙皇室从咸丰开始到溥仪逊位清王朝灭亡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唯一一个有血性有胆量有担当的敢于在外国入侵华夏，山河破碎家国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人。
然而大沽口之战的胜利，没有能阻挡列强入侵的战争，年，英法联军扩大战争规模，7月初，英法l联军约到达上海，进逼天津。8月21日攻陷大沽口，24日占领天津。进而，英法联军兵犯北京。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统管通州一带防务。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进行军事部署，由他统率马、步兵一万多人驻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四千蒙古马队防守八里桥，另外总管那马善通带察哈尔马队防守马驹桥，直隶提督成保防守通州，副都统胜保驻守齐化门一带，9月18日，英法联军进犯，僧格林沁率部勇猛迎战，然而，在阵地战中，蒙古马队的弓箭长矛对阵英法联军数百之全世界最先进康格列夫火枪，没有能来得及搭弓的箭簇，被火枪发射惊骇的马匹，还有身后那个腐朽的朝廷。僧格林沁大败于张家湾，退守八里桥，通州失守。
退守八里桥后，与瑞麟商定，把一万余名满蒙骑兵马队分南、东、西三路布防，截击英法联军，军队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从来构筑土垒和战壕，准备与敌军决一死战。在《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朴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中誓言“倘夷由通犯上，奴才等唯有与之以死相拼”。
9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以武装火炮和火枪为武器的余人对八里桥开始进攻，凌晨4时，由三个炮兵营为先头部队开始进攻，在英法联军猛烈的炮火和枪声中，马队骑兵毫不畏惧，一批一批的向前勇猛冲击，激战中，清军马队克服武器的劣势，使用长矛马刀和弓箭奋勇冲杀，一度突破英法联军防线。然而，从草原上冲来的彪悍的满蒙骑兵战马的血肉之躯终究难以抵御火炮火枪的枪弹攻击，一批一批的倒下，半日激战，清军以血肉之躯对战英法联军火炮火枪的半日，伤亡过半。
清军在战斗中的英勇，吉拉尔在《法兰西共和国》中这样描述：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冲杀”，“勇敢坚持，一步不退”。表现了参战官兵面对列强的进攻毫不畏惧的不屈精神。
僧格林沁被围于八里桥上，腹背皆是敌人-外国人，而僧格林沁仍然“立马横刀，立在桥中央，命令一旗手高举“僧王大旗”立在桥上“，战至最后。
最终，八里桥失守。北京沦陷，这一次沦陷圆明园被烧毁，清政府签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的边缘。
但是，这场战争的失败不是僧格林沁一个军事将领所能左右的，这是腐朽的清朝政府的失败。
而八里桥上强敌之前，那个横刀立马，不言弃战的蒙古军人的不屈身影，是那个被列强践踏、山河破碎的屈辱年代里中华民族不灭的希望，他站出了中华民族于苦难中仍不屈服的样子，纵然孤独，却入笔史册、流芳千古。
这个为国征战、铁骨铮铮身影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之间，也留刻在僧王故乡草原的蓝天沃土之中。
为民族而战的人，民族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怀。家乡更不会忘怀。
今天英雄的家乡，这片芳草连天，春和景明的土地，在那年英雄上马的地方已是风轻日暖繁华开放，回吟在草原上的乌力格尔传唱着这片土地安宁的时光和英雄的故事。
这样富庶、安宁、平静的科尔沁左翼后旗会不会就是英雄梦里家乡的样子，他在八里桥上冲锋陷阵，浴血拼杀时期待的家国模样。
一定是的。
